策划/龚丹枫
11月的一天早上，长年阴雨天的斐济首府苏瓦，罕见地迎来了晴天。殖民战争纪念医院眼科中心手术室门口，近乎全盲的69岁白内障患者瓦罗姆内·马拉瓦，在女儿的搀扶下一步步走进手术室。
即将为她实施手术的，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光明行”援斐医疗团队。现场，瓦罗姆内眼睛里的浑浊晶体被取出，一枚由中国自主设计和制造的人工晶体被植入，大约十分钟后，她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主刀的陈伟蓉教授高举两根手指在她眼前晃动，她用英语准确回答出数字，整个房间随即响起掌声——瓦罗姆内终于重见光明。
这是广东医疗队援斐工作中的一个生动片段。近期，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的指导带领下，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和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医疗团队陆续抵达斐济，开展援外医疗活动。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唯一随行的中国媒体，随队来到这个被称作“南太平洋十字路口”的岛国，记录了中斐建交50周年之际，两国医者共同谱写的动人故事。
每次来，都在“抢时间”
经历十个小时的飞行，航班终于落地斐济楠迪机场。来不及落脚休整，记者便随中山眼科中心团队转乘上了前往苏瓦的车。车子越往东开，天空越发阴沉，初时是薄雾般的小雨，继而雨点渐密，车窗上满是水纹交叠的痕迹。
提起斐济，人们脑海中往往是碧海蓝天、椰林沙滩。苏瓦却是一座终年多雨的城市。这里是斐济的行政首都，也是教育、医疗和政府机构集中地。而“光明行”医疗队此次开展工作的主要阵地，就是苏瓦的殖民战争纪念医院眼科中心。
刚放好行李，医疗队便马不停蹄赶往医院，准备安置从中国运来的24箱打包好的物资。推开眼科中心的门，队长陈伟蓉教授和在前台等候的斐济护士深情拥抱。
眼科中心本就不大，此刻更被挤得满满当当。十余张“中国面孔”相继出现，候诊区里原本安静的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同时抬头。
现场导诊人员告诉记者，平常眼科中心病人并不多——听说“中国医生终于又来了”，很多本地居民清晨就来排队。
抵达当天的核心任务，是为第二天的手术做准备。一支队伍留在问诊区进行筛查、登记；另一支队伍则一头扎进手术室，对器械、显微镜、人工晶体度数等逐一进行确认。
在手术区域，两国护士一起布置着手术室。语言不算通畅，大家靠简单英语和肢体语言沟通。上一刻还在解释，下一刻，中国的两位护士撸起袖子直接上手，当地护士很快心领神会，共同开始调节显微镜高度。
专业上的默契轻松跨越语言障碍。
第二天一早，中山眼科中心团队迎来真正的手术日。医院早上8时开门，医疗队6时50分就到了。但白内障科副主任医师王琦玮发现，不少病人6时就在门口等候。
一位病人告诉中山眼科中心医生:“我做完了一只眼，等你们来做第二只眼，已经等了四年。”
当日下午，记者在一间小诊室里看到了忙碌的王琦玮。“一天看了超过60个病人，这可能是当地医生一周的工作量。”王琦玮一边清点病人数量、核对人工晶体度数一边说。当被告知时间已近下午5时，她自己也吃了一惊。
王琦玮说，原本计划一天完成约50台手术，但闻讯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队长不忍心让他们白跑一趟。“只要我们物资够、能完成，就尽量为他们服务。”
“希望留下带不走的东西”
在距离眼科中心数公里之外的CWMH主院，三位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同时忙个不停。他们分别是脊柱外科主任昌耘冰、心内科主治医师罗淞元和内分泌科主治医师王龙。
三位医生今年9月就来到了斐济，计划在这里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医援工作。和眼科中心高密度、短时高效的手术节奏不同，他们几乎每天辗转于殖民战争纪念医院的主院区、糖尿病中心及纳乌瓦医院等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间，像齿轮一样嵌进斐济现有的医疗体系中。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定位最高的公立医院，CWMH是斐济全岛三级诊疗体系的顶层单位，承担疑难重症诊治、教学培训和区域救援等多重职能。然而，走进医院内部，记者发现，这里与想象中的“国家级中心医院”似乎有着不小差距。
昌耘冰告诉记者，医院共有四台核磁共振，数量不算少，但每天只开放半天；导管室使用的是于2014年投入使用的二手设备，辐射较高，而医院现有的铅衣老旧，却仍在坚持使用；医院仅有一名骨科医生，同时还兼任神经外科医生，无法独立解决颈椎病、腰椎管狭窄等退变性疾病……
行走在医院走廊上，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拄着拐杖、或由家人推着轮椅的病人随处可见。这一景象在眼科也曾见过，但在综合医院里显得尤为扎眼。
来到国家糖尿病中心之后，这份不解逐渐有了答案。王龙告诉记者，斐济糖尿病形势严峻。当地居民普遍爱吃木薯、土豆等高淀粉食物，整体碳水摄入比例偏高，对含糖饮料、含糖奶茶的依赖也非常普遍，运动意识却相对不足。
进一步让这种“慢病”演变成“国病”的，是当地转诊体系的困境。当地公立医疗实行英联邦式三级医疗体系，按规定，非急诊患者必须从基层逐级转上来，不能直接进入三级医院。
制度本意是保障基层首诊、合理分流，但在执行过程中，部分基层医生对慢病重视程度不够，转诊积极性有限，许多糖尿病患者直到出现严重感染、视网膜病变或糖尿病足，才被转到上级医院，往往已错过最佳干预期。
“刚走进糖尿病病房时，我非常震惊。”王龙回忆，整整一病房，几乎都是因糖尿病足而不得不截肢的患者，很多人被截到膝盖甚至大腿。“这种大截肢的密度，即使在中国相对落后地区也极为少见。”
王龙表示，近两个月，自己和当地医生接诊了大量糖尿病患者，一方面尽力帮助患者处理当前病情、科普糖尿病知识；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共同问诊中，将国内更规范的诊疗理念和流程“传”给当地医护，让他们在实践中形成更系统的思路。
“三个月时间其实很短。我们三个都希望尽可能多看一个病人、多做一个手术。最重要的，则是希望留下一些‘带不走的东西’。”罗淞元说。
“刚开始，我们并不被信任”
罗淞元回忆，初到斐济时，团队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无处着落的陌生”。
早在2017年，广东便启动了驻斐济短期医疗援助项目，到2019年，广东共派出四批专家组共12人赴斐济开展驻点技术帮扶和培训工作。后受新冠疫情影响，项目一度暂停。
罗淞元一行成了项目恢复后来斐的首批医生。团队很快发现，原本对接过的本地医生有的已离开公立系统，有的调岗，由此导致了部分“失联”。“第一周发出多封邮件都石沉大海，我们几人简直有身处荒岛的错觉。”
他们主动来到中国援建的纳乌瓦医院，参与会诊、查房，从具体病例开始，渐渐与本地医生建立起工作联系。
罗淞元回忆，随着手术合作的增加，当地医生逐渐了解并信任了他们，开拓了一些共同的操作项目。例如，在他的推动下，当地成功在一名急性心梗患者身上，完成了近年来首例急诊冠脉介入手术。
在斐济，因糖尿病导致下肢病变的患者众多。罗淞元与血管外科医生完成了斐济第一例透析管相关静脉闭塞的支架植入手术，为长期依赖透析的病人打开了新的治疗路径。从那以后，每当医院安排下肢血管介入手术，本地医生都会先问一句:“罗医生今天在不在？”希望他指导和参与。
CWMH心内科负责人萨法卡告诉记者，原本斐济公立系统只有一名介入心脏科医生，罗淞元的到来，不仅仅是多了一双“操作的手”这么简单。“中国在介入手术方面有先进经验。当有比较高难度病例时，罗医生告诉我们在中国会怎么做，再结合我们现有条件给出真正可行做法，这对我们很重要。”
信任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数年前来到斐济时，陈伟蓉也经历过相似的困难。她还记得十年前初次到访的遭遇。“居民不认识我们，给医院发邮件，他们也不太乐意腾出手术室。”
彼时，陈伟蓉带着仅有一名护士、两名医生的小团队，几乎“什么都要自己做”:自己开手术包，团队一个医生负责术前准备，护士帮忙开台消毒；没有助手，陈伟蓉独自上台手术。
“每一步都要彰显实力。”陈伟蓉笑着说，她以手术速度快、效果好著称。她犹记得，最开始斐济眼科医生只是默默观察中国医生。第一天手术后，当地医护人员的态度就发生了大转变。“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开始主动接近我们，还送给我们一些小糖果。”
糖果成了友谊与信任的开端。医疗队也回赠来自中国的小礼品。如今，十年过去，尽是并肩作战的情谊。
见证中斐建交50周年
在抵达的第一天，进行患者筛查工作的间隙，陈伟蓉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她表示，自己在遴选队员时，除了专业和语言能力，更看中“情怀”，希望年轻一代真正理解援外医疗的意义——不为名头，不为履历，只求把中国医疗团队的作风和标准传出去，帮到更多人。
陈伟蓉表示，自己即将退休，未来无法再像过去十年一样频繁前来，亲自带队。她想把更多精力放在“传帮带”上。
“一个人来十次，不如十个人各来一次。”这句话背后，是一位援外老将明确的交棒姿态和对年轻一代的满满期待。
而对于省医的几位医生来说，三个月的驻地医援，显然时间有限。他们的目标，是“慢慢传授、循序改变”。
例如，昌耘冰希望把眼科“光明行”的模式复制推广，在斐济形成“脊柱行”“心脏行”“微创行”，更快、更有效地为更多患者解决病痛；王龙希望通过日常联合出诊、病例讨论、基层培训，让本地医护逐渐建立起新的诊疗思维，并通过科普和宣教把糖尿病防治知识传播给社区居民；罗淞元则希望继续把自己掌握的介入手术技术传给当地医生，让他们多一种治疗选择。
罗淞元告诉记者，目前，当地心血管团队已邀请他改进当地的冠心病指南。他希望将中国经验、国际最新进展与斐济的现实相结合，形成一套真正“用得上、行得通”的规范，为这片南太平洋岛国送上一份长久而踏实的“医疗礼物”。
不久前，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还拜访了斐济当地卫生部。此次带队出访的广东省卫健委副主任易学锋感慨万千:“希望未来双方能达成更多、更深入的合作，特别是在短期培训方面，可以将斐济的管理人员、实验室的生物医药科研人员和医务人员送到中国进行短期培训。”
医者仁心与人文光辉
“广东医生明年还会来吗？”在眼科中心外，一位围着头巾的妇女拉住了我们。在后续交流中得知，这位女士的母亲接受了中山眼科中心团队的白内障手术，如今已重见光明。她表示，希望等到明年广东医生回来时，自己丈夫的眼睛也能得到这么好的治疗。
在随队采访的这几天，我们见证了许多类似的动人场景。援外期间，古巴驻斐济参赞特蕾莎也慕名而来，接受了中山眼科中心团队的白内障手术。复查那日，她与丈夫亲手向陈伟蓉献上了感谢信。她告诉我们，他们在中国医疗队身上看到了医者仁心与人文光辉。
许多当地医生在我们的镜头前，也表达了对广东医疗工作的感谢。采访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斐济医生安纳什，他常在省医团队旁陪同出诊，负责医生与当地病患的精准翻译沟通，其间不时夹杂专业讨论和观点碰撞。
在安纳什身上，我们看到了中斐两国交流的缩影。他表示，自己曾在中国留学七年，还在中国医院“上过班”；加上本身对斐济本地医疗体系了如指掌，他更能感受到广东医疗团队的重要性。“中国在医疗的很多领域都有先进做法，他们来到这里后，让我们对很多病有了新认识。尤其是中国医生带过来的糖尿病防治经验，是我们斐济医疗系统很需要看到并学习的。”
眼科医生希恩在当地眼科中心工作了二十多年，是广东眼科团队十年援斐历程的见证者。她不止一次表示，自己非常希望能成为陈伟蓉的徒弟，希望能到广东学习。“愿我们本地医生也能掌握更多先进的眼科技术，为更多病人带来光明。”
“斐济奶奶”瓦罗姆内手术结束那天，我们的镜头记录了这个动人瞬间:瓦罗姆内在护士的搀扶下，缓缓走出了手术室，迎接她的是洒满走廊的明媚阳光。她微笑着眯眼，试图看清每一个人的脸庞，她一遍遍用英文向身边的中国医护人员道谢。“很高兴能再次看到外面明亮的光，我现在最想重新看到我的孙女……”
这一刻，瓦罗姆内迎来了人生的崭新开始；走过五十年的中斐友谊，弦歌不辍。这场以医疗援助为纽带的故事，也正在续写新的篇章。
